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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4 08:19 来源:爱丽婚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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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之后,今天,第二届城市学高层论坛在美丽的杭州召开,这是中国城市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解决农民工问题意义重大、难度很大,它是中国城市化的突破口,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交汇处,也是当代中国一场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同时要求各区人民政府和市有关部门根据本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规划,编制本地区、本部门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方案。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构建,我国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持续活跃,流动人口对居住地的公共服务需求持续增长,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迫切。

  近年来,我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断深化,环境保护优化发展方式的作用逐步显现。(2)混合用地的开发应注重发挥规划的控制、引导和协调作用,针对不同性质用地,分类指导,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规划指引策略。

  城市领导制订规划,市民和企业按照规划开展自己的活动,这好比围棋博弈,领导、规划局是围棋一方,市民、企业是围棋另一方。2018年3月1日,杭州正式实行流动人口积分落户政策,为破解流动人口待遇问题,实现“同城同待遇指数”提供了新的改革思路。

目前,杭州市已把“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情况列入法治区、县(市)、城乡区域统筹(新农村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多项考核内容,党委政府重视和支持力度明显增强。

  杭州作为具有广泛国际知名度的旅游城市,垃圾问题时常成为引发信访或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杭州三唱”。同时,提升保护利用项目的文化品位,带动周边地块的增值,以此反哺工业遗存保护。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快,城市问题日益突出,相关学科的城市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

  由于城市问题的高度关联性和连锁效应,各学科在研究城市问题的过程中不得不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不断扩展各自的视野,引入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致各类城市问题专业研究的边界日渐模糊。但是,我们要清醒看到,我省人口多、底子薄、资源能源禀赋不足、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没有改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粗放、环境容量不足、资源约束趋紧等问题日益突出,资源支撑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城市学研究必须着眼于城市全部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来全面把握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各领域及其相互联系。

  四是坚持遗产美学的理念。

  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同时加快推进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区域支撑的城市群,包括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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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行合一爱国爱教的光辉典范——纪念喜饶嘉措大师圆寂五十周年

洪涛 发布时间:2018-09-24 20:23:00来源: 中国西藏网

  喜饶嘉措大师生于1884年,圆寂于1968年。他亲身经历了中华民族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巨变,亲眼见证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分崩离析到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革命,亲身践行了一个真正佛教徒自觉觉他、爱国爱教的宏伟誓愿。2018年是大师圆寂五十周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佛教协会和青海省委统战部共同举办“喜饶嘉措爱国思想研讨会”是对大师的特别纪念。中国藏学出版社有幸承担了《道帷格西?喜饶嘉措大师传》的编辑出版任务,让我有机会重新学习了大师一生的光辉业绩,对于大师爱国爱教伟大精神略有体会,在此与大家分享。


图为喜饶嘉措唐卡。摄影:洪涛

  一、继承传统阐扬教理的佛学大师

  喜饶嘉措大师自幼聪慧好学,入寺学经于道帷,转而入拉卜楞寺,21岁赴拉萨哲蚌寺求学,32岁考取拉然巴格西,成为精通三藏五明的格鲁派高僧。他没有以此自满自足,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支持下,主持拉萨版大藏经的编纂校订工作,校雠文义,勘正讹误。当时藏传佛教固守陈规暮气已深,僧俗之中一些人对喜饶嘉措给经典找错误、挑毛病的工作不以为然。他顶住压力和非议,完成了拉萨版大藏经出版工作。他阐发中观义理,与同时代高僧,包括他的学生根敦群培多有学术争论辩驳,但都不是囿于门户之见的排斥异己,更不涉及人身攻击,而是发扬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希望真理越辩越明。令人欣喜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用二十多年时间陆续出版了《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不久前出版了大藏经电子版,这可以说是对喜饶嘉措大师佛学精神最好的纪念和继承。

  二、勇于践行弘法利生的佛教高僧

  喜饶嘉措大师经常说: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应该是普济众生,使众生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人。1936年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邀请离开西藏前往内地,开始云游内地弘法利生之路,与太虚、圆瑛等大师共同弘扬“人间佛教”,为促进汉藏佛教交流做出了巨大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走出零落凋敝,迎来新的起点。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师任副会长,旋即接任代理会长、会长,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带头人,与赵朴初先生、十世班禅大师一起为中国佛教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以解放后的亲身体会和去南北各地视察的观感,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佛教徒》一文,文章强调,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繁荣富强紧密联系起来。他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时,要求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带头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做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本职工作、热爱佛教的教徒。

  三、审时度势护国利民的宗教领袖

  喜饶嘉措大师不是单纯枯坐佛堂皓首穷经的僧人,他在西藏时对帝国主义势力觊觎西藏深感忧虑,力主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到内地以后,积极支持抗战,反对内战。全国解放前夕,大师坚决留在大陆。解放后,作为一个热爱祖国、虔信宗教的上层人士,比较早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他经常针对信教群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宣传党的政策,在团结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对成绩他热情赞扬,对缺点或错误,他敢于提意见。他曾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别的问题。

  四、维护统一促进团结的爱国老人

  解放初期,喜饶嘉措大师赞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多次写信和发表广播讲话,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士、三大寺负责人,以及广大僧俗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呼吁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认清形势,按受和平解放,走爱国的光明道路。由于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以及敌人的挑拨离间,青海尖扎县有个藏族部落同其他部落和驻军不断发生冲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方针,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同时,派喜饶嘉措三次前去和谈,争取该部落千户项谦,昭示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教育了上层人士和群众。1959年,西藏反动集团违反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公开背叛祖国,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乘机干涉中国内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喜饶嘉措态度鲜明,坚决反对所谓“西藏独立”的论调。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平叛的决策。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和两次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中,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最可恶的事情。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佛教教规,为国法教规所不能容”。他从历史上论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赖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始自中国政府的册封任命,噶厦政权则是驻藏办事大臣直接领导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他列举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事实,驳斥了所谓共产党破坏佛教的陈腔滥调。

  五、四海奔波结缔友好的外交使者

  喜饶嘉措大师努力从事促进中国人民和佛教徒同各国人民、佛教徒之间友谊的活动。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国家对我们很不了解,一些佛教国家对中国是否有信仰自由,怀疑颇多。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不仅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上自国家元首、下至普通信徒的众多外宾,还多次率领我国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出席了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次和在柬埔寨举行的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两次护送佛牙赴缅甸、斯里兰卡全国各地巡回接受朝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佛教徒想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愿望,增进了同这些国家人民和教徒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党和政府与藏传佛教界人士一起面临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无论是建立藏传佛教管理长效机制,还是对藏传佛教教义做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阐释,目的都是将信教群众的力量集中到与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伟大中国梦上来。在此之际,重温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的光辉事迹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阐发弘扬大乘佛教菩萨行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愿行合一、爱国爱教的优秀传统是我们要长期努力的重要课题。(中国西藏网 文/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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